浪漫主义是文艺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与现实主义同为文学艺术上的两大主要思潮。作为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在反映客观现实上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浪漫主义的创作倾向由来已久，早在人类的文学艺术处于口头创作时期，一些作品就不同程度地带有浪漫主义的因素和特色，但这时的浪漫主义既未形成思潮，又不是自觉为人们掌握的创作方法。
许多知识分子和历史学家将浪漫主义视为是对于启蒙运动的反弹，是一种对启蒙时代的反思。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强调演绎推理的绝对性，而浪漫主义则强调直觉、想象力、和感觉，甚至到了被一些人批评为“非理性主义”的程度。
在整体上而言，浪漫主义运动由欧洲在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初期出现的许多艺术家、诗人、作家、音乐家、以及政治家、哲学家等各种人物自发组成，但至于浪漫主义的详细特征和对于浪漫主义的定义，一直到20世纪都仍是思想史和文学史界争论的题材。
夏尔·波德莱尔给的定义是：“浪漫主义既不是随兴的取材、也不是强调完全的精确，而是位于两者的中间点，随着感觉而走。”
社会背景
它是法国大革命催生的社会思潮的产物。大革命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推动了个性解放和情感抒发的要求，对个人独立和自由的强调，成为浪漫主义文学的核心思想。
虽然浪漫主义精神有着悠久的的历史，但浪漫主义的兴起，却发生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欧洲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它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对个性解放的要求，是政治上对封建领主和基督教会联合统治的反抗，也是文艺上对法国新古典主义的反抗。启蒙运动在政治上为法国革命作了思想准备，在文艺上也为欧洲各国浪漫主义运动作了思想准备。但是，法国革命胜利后所确立的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却宣告了启蒙运动理想的破灭。
“和启蒙学者的华美语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恩格斯）席卷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正是当时社会各阶层对法国革命的后果以及启蒙思想家提出的“理性王国”普遍感到失望的一种反映。
思想基础
德国古典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为浪漫主义文学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康德、费希特等古典主义哲学家强调天才、灵感和主观能动性，把自我提到高于一切的地位，因而对浪漫主义文学强调主观精神和个人主义倾向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尖锐批判、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展望预测，也对浪漫主义文学有不小的影响.
文学传统
在文学传统上，中世纪的骑士传奇与浪漫主义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浪漫主义一词即来源于传奇一词。而18世纪英国的感伤主义文学和卢梭对感情抒发的崇尚，为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起和繁荣铺平了道路。
“浪漫主义”这一术语，是由“浪漫的”（Romantic，罗曼蒂克）这个形容词演化而成的。而“浪漫的”这个形容词又是从法国的“罗曼司”（Romance，即“传奇”或“小说”）转化过来的。据现有资料证明，1654年英国人才第一次使用“浪漫的”这一词语，大致是“传奇般的”、 “幻想的”、“不真实的”，其中明显地包含着贬意的否定性的内涵。到了18世纪，这个词语才逐渐转变为肯定性的褒义词，它被用来评价作品，并获得"宜人的忧郁"这样一种附加的含义。
浪漫主义文学里经常可以发现的特色在于对于过去历史的批判、强调妇女和儿童、对于自然的尊重。除此之外，一些浪漫文学的作家例如纳撒尼尔·霍桑，还将他们的作品根基于超自然/神秘学和人类心理学的基础上，他们都对此深深着迷。苏格兰诗人詹姆斯·麦克佛森（James Macpherson）在1762年出版的诗集获得了国际性的名声，大为影响了早期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同时也影响了后来的歌德和司各特
威廉·布莱克（1757——1827）。许多学者视布莱克为英国浪漫主义时代的起点诗人，从他开始，英国文坛进入一个思潮澎湃的时期。但有人表示异议，这是因为他在世时几近无人知晓，对同时代人无实质影响，其主要诗人地位是20世纪的学者确立的。其次，布莱克笔法奇异，不像华兹华斯那样以朴实、平直的语言代表现代诗风。尤其是布莱克热衷于建立特有的思想体系，他提出并能以不同的姿态玩味许多激烈而深刻的文思。
威廉·华兹华斯
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评论家曾指出华兹华斯是西方抒情诗坛两大革新者之一（另一位是彼特拉克），也是现代诗的鼻祖。在文学史上，以他为主、由柯尔律治参与写成的《抒情歌谣集》被认为是文艺复兴后最重要的诗集，因为它在题材、风格、思想等方面启动了现代诗歌的创作。其诗歌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1795年之前、1795——1807、1807年之后，这里的中间阶段是他的颠峰期。
塞缪尔·柯尔律治
塞缪尔·柯尔律治（1772——1834）。生于英格兰的德文郡，与华兹华斯一样，也是少年丧父，后去伦敦寄读十年，又去剑桥上学。虽为名校学生，却是酒、妓、鸦片无一不沾，时常情绪激烈……柯尔律治的代表作常被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友情诗或他所谓的“交谈诗”，另一类是象征诗或神秘诗。前者大致包括《伊俄勒斯之琴》、《这个菩提树的荫棚》、《霜夜》、《沮丧》和《致威廉·华兹华斯》等。后者主要指《老舟子吟》、《忽必烈汗》和《克里斯特贝尔》等。
乔治·戈登·拜伦
乔治·戈登·拜伦（1788——1824）。拜伦现象是19世纪西方精神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他体现了那个不朽时代的激情，代表了它的才智、深思、狂暴和力量；他那普罗米修斯式的孤独的反抗意志，在上个世纪欧洲人的精神生活中非同凡响，以致改变着“社会结构、价值判断标准及文化面貌”。（罗素）
这个独立不羁的天才，有博大的政治家的胸襟和哲人的才智。他的气质敏感而暴烈，感情深沉而细腻。但他也是个放浪形骸的公子、虚荣傲岸的爵爷和孤高悒郁的自我主义者。他崇尚伟大的精神，向往壮丽的事业，却被黑暗的时代所窒息。他的心是伤感的，他的叹息充斥了整个生涯……别的诗人编织梦想，他却曾被认为是梦想的本身，在诗、行动、人格之间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生命。
他融入文学，但又大于文学。他说两种情感即能限定他的实质：热爱自由，痛恨虚伪（政治的、宗教的、社会的、情爱的等）。但他是个复杂的矛盾集合体：生来微跛，却爱四方漫游；身为贵族，充满等级观念，却又具有平民的反抗意识；他时而阴沉、焦躁，但更多时表现出和蔼、幽默或玩世的轻松；他崇尚自由，却坚守浪漫时代之前的古旧文体；他主观自信，却富有经验式的常识；他有强烈的男权中心意识，却常陷入他所谓的“女性思维”；他痛恨战争，但热衷于“争取自由的战役”。
最后，他从物质和行动上投入战争，似乎是对他超越或毁弃文学文本而去用行动创造人生文本的诠释。
波西·比希·雪莱
波西·比希·雪莱（1792——1822）。《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因体现其思想之精髓而在雪莱诗中占中心位置。该诗剧分四幕，写到了普罗米修斯的被缚与解放。该诗使雪莱的两大主题）——社会变革与人间情爱——交织互补，并配之以两条线索：普罗米修斯与朱庇特的善恶关系和他与亚细亚的分别与重逢。这两条线索由代表必然性和原始生命力的冥王来串连，由他来影响众神之命运，决定不同人物的胜败。
这位埃斯库罗斯笔下的巨人吸引诗人，是因为他以美德抗暴，他基本代表完美人格，无私、无野心、无妒意，集人类灵智与永恒灵智为一体。雪莱写这首诗时不再过分强调外在变革，而更注重自我完善和爱的力量，不再涉及具体的政治自由，而聚焦于超然而又深厚的自由含意。
因此，《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实际是理念诗，旨在展现理想生活的幻景，提供宇宙新生的启示。相对拜伦的现实革命精神而言，雪莱的革命概念更具理想色彩，因而也更彻底，是对现有世界方方面面的哲学否定。“冬天如果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即是雪莱对未来美好世界必将来临的预言，发人深省。
雪莱还以抒情诗著称于世，继承华兹华斯的传统，以大自然入诗，《西风颂》、《云》、《致云雀》等作品，音韵铿锵，感情真挚，闪耀着深邃的思想光辉。
约翰·济慈
约翰·济慈（1795——1821）。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都寿命短暂，济慈最令人叹息，享年仅26岁，却留下许多精美的诗篇，包括莎翁与但丁在内的巨笔在那样年轻时尚未写出相当水平的作品。就诗艺，有人认为他是19世纪最杰出的诗人，他不独属于浪漫主义，唯美派与颓废派都受到他的影响。
尽管相对欧洲历史而言，济慈的影响力不及拜伦，但说到英国诗歌史，拜伦的声望则无法与济慈相比。与雪莱比较，济慈更愿以热心而冷眼的观者姿态绘制生活的戏剧画面，对在真实的生活中扮演各种角色的真人表现出艺术家的兴趣，他并不因至上的理想而厌弃有限的世事，而是以具体人间情感证实无限的存在。济慈在1818年的一封信中指出，华兹华斯较弥尔顿“更深刻。济慈发展了有关信念，认为人间是“造就灵魂的深谷”，除此无其他途径。
有评论家认为，济慈的倾向是要发掘新的永久价值，他主要不是让我们相信世间充满苦难与压迫，而是让我们鼓足勇气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世界充满欢乐、健康、自由。这些都属于他人，但只要争取，也能属于我们自己。济慈思想与艺术的精髓就是让我们有勇气相信他人是幸福的，并能为此感到由衷的喜悦。
